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过一、二十年的拼搏，老总即将退休，巨大的财富，需要在两代人之间进行交接。中国的民营经济进入转折期时，资本与产业分离的趋势，也就无可阻挡的迎面而来。资本与产业的分离体现在两个维度—从横向看，产生更大的流动性；从纵向看，民营资本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在两代人之间交接的临界点。上市了还好办，没有上市的怎么办？如何能够使这个交接的过程更加稳妥和安全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。

相对于产业的交接来说，资本的交接要容易些。而如何让资本永续保值甚至不断升值，而不让后代挥霍一空，依旧是个难题。毕竟“富不过三代”的魔咒不是那么容易破解的。借助金融工具，虽然不能解决后代不愿或不善经商的根本问题，但却能从客观方面确保资本的安全和有序使用，这就是信托。

在中国，已有一些人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。陈逸飞在身前设立了逸飞投资信托公司，由其子陈凛掌舵，并成功操作多个投资项目（不过，这也使它看起来更像是PE，着重于投资功能，而非家族信托基金传统的财富交接功能）。

由于法律体系的原因，在中国，私人信托暂时无法大范围的开花结果。但是，由于此模式在国际已经极为成熟，国内的信托需求又日渐增加，中国引进私人信托已经有了足够肥沃的土壤。国内已有一些银行推出的私人银行业务中就涉及此领域。也有不少“富一代”构建了私人信托的雏形：把资金托付给家族或者朋友当中可信赖的人，由他们共同来决定资产的支取和使用。可以预见，私人信托会有广阔的成长空间。

“企业家二代”—他们比父辈有更广阔的视野、更深厚的学历和更先进的理念，他们不满足于父辈赖以发家的简单制造业。他们利用从父辈的传统产业中抽离出的产业资本，用于各种投资，并逐渐形成了一股资本新势力。

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契约法治、股权退出等机制，正在促使家族企业走出“接班人非亲子不可”的困境，从而完成了资本从实业中“抽离”的动作；同时，资本市场的繁荣也让这部分“抽离”出来的资本有了投资的方向。

尽管道路尚未清晰，但开拓者们的身影确实熠熠闪光的。上文提到的逸飞投资信托公司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陈逸飞之子陈凛成为信托的掌门人后，选择了分众传媒、郁金香传媒和一兆韦德健身进行投资。对于家族信托基金投资进行股权投资在国内的近乎空白状态，陈凛颇有“先知”意味地说：“他们还没有认识到钱的流通性也是非常值钱的。”

光是浙江的闲散民营资本，粗略估计就应该近万亿，若能基于一定的圈层基础，形成更多类似“蓝海创投”的投资平台，链接起民营资本与产业，不仅辟宽了企业融资渠道，对家族资本而言，也有了诱人的投资去向，使其不至于不像一潭死水，渐渐干涸在通货膨胀的沙尘暴中。而这部分“企业家二代”，也将发展成为中国的“投资家一代”。

而近代中国十大商帮中赫赫有名的晋商在企业交接的问题上，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创新。他们将企业股份分为“银股”与“身股”（后者基本上相当于现代的员工股票期权制度）：掌柜与伙计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力顶一部分企业股份（“身股”），与财东的“银股”一起参与分红。“身股”不承担亏赔责任（相当于“有限责任”），但要对自己的饭碗负责。财东一旦选定了掌柜，就放权让其经营。“身股”制度和放权经营的理念放诸于今日的家族企业，仍有很大用处。

因此，如果家族内部没有很好的继任者，可以通过选拔和收入分配制度，将职业经理人纳入家族企业的获益范围，让职业经理人与企业的目标趋向一致，这不失为让家族企业成长的可行方法。

现今，家族企业在雇佣经理人主要有两个障碍：（1）经理人在有一定经验后可能背叛企业；（2）经理人有可能替代家族成员，成为实际企业控制人。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，日系企业的做法值得借鉴，请见右则链接。

值得提醒的是：职业经理人就算再负责，也不及优秀的家族成员给企业带来的开创性发展来的强烈。因此建议处于上升阶段的家族企业，应尽早培养合格的家族内部继任者；属于“现金牛”和“瘦狗”的企业，则可以通过建立合理企业内治制度，逐步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。

巧妙设计集团股权结构规避资本交接风险

中国大陆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。但可以预见的是，不远的将来，定会通过适当的法律途径来控制纯粹的财产遗传。在此情况下，大陆以外的许多商人成功规避遗产税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。